传统文化该如何“革故鼎新”

作者:张弘 2017-02-07

文丨凤凰网主笔 张弘

前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此前,媒体已经报道,从今年开始,教育部将在高校本科专业增设国学专业,目前东北师大、北京联合大学等高校已经在考虑招收国学专业学生。

两则消息显示,弘扬传统文化,实施国学教育已经进入政府推动和实施的层面。这也意味着,此前主要由民间推动的传统文化教育和培训,将堂而皇之地进入大学,并颁发正式的文凭,一批师资力量和相应的资金也将投入这一领域。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第5条“核心思想理念”指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培育和形成的基本思想理念,如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思想,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其中的“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尤其重要。                                                               

自从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封闭的国门被列强强行打开,中国被卷入了现代化的世界大潮,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成为了几代知识分子思考的问题。根据著名历史学家茅海建的考证,最早明确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法的是光绪帝的老师孙家鼐,他也是京师大学堂的首任管学大臣。在“中体”与“西用”之间,张之洞、孙家鼐强调的是“西用”(“中体”在当时根本不存在任何疑问),即容纳西学,使西学能正式进入清朝官方的意识形态体系之中。

张之洞一生都在阻止政治革命,但他实际上已经发动和设计了思想革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这个国家铺垫了最为基础的西学知识,持续长达数十年的洋务企业,也显示了西学知识的实际运用效果。但是,旧的科举制度改变之后,新的教育制度建立之后,中学渐渐地不能为体了。

孙中山看到了这一趋势,“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帝制因不得人心被彻底推翻,中国人开始了民主化的探索。其后,来自西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自由主义传入中国,继而兴起了政党革命。最终,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来自西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等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显然,这也是“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结果。

中华传统文化值得称道和弘扬,也正是因为其海纳百川的气度和开放性。以印度文明中的佛教为例,从佛教传入到宋代真正融入中国人的普通生活,花费了足足800年的时间。在容纳佛教的过程中,中国人又有了自己的创新,例如禅宗。

中国历史发展也显示,传统文化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的诸子百家,起源于农业文明,孔子的儒家学说,是在小国寡民的熟人社会提出的,它与现代生活之中的陌生人社会有着天壤之别。因此,立足现代,对传统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就更为重要。

《姚著中国史》的作者姚大忠认为,宋代以后,中华文明逐渐变得排外保守,汉族的创造力渐渐萎缩以致停止。自宋代之后开始建立的君主专制绝对化的政治制度,禁锢了个人财产权在内的基本的权利,导致了资本主义无法发生。这一论点,可以为“李约瑟难题”提供解答。此外,著名学者刘泽华先生认为,中国的诸子百家无一例外地尊君抑民,导致王权专制主义荼毒中国两千多年。

而儒家思想的“三纲五常”,以及以儒法结合所形成的宗法社会,片面强调个人对于宗族这样的小共同体以及王权这样的大共同体的义务和服从,更是抹杀了个体的基本权利。孟子的民本思想,很少受到重视并真正贯彻。以儒家的入门读物《弟子规》为例,它片面强调儿童对成人的服从,与以儿童为主体的现代教育思想相去甚远。如果严格按照《弟子规》去教育儿童,很难培养具有现代意识,坚持自由、民主、法治等观念的合格公民。

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重大的任务,或许需要很长的时间,切不可不分青红皂白,将糟粕也一并承袭。前不久去世的周有光老人,就语重心长地提出,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如何将传统文化扬弃,使之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焕发新的生机,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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